圓明園流失文物追蹤:避免重演“圓明園罹劫”的“國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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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晚報

▌肖伊緋

至今年圓明園罹劫160周年之際,仍無法準確統計出圓明園流散文物的具體數量與品名。歲月更迭,世紀蹉跎,數量難以確計的圓明園遺物,在被劫掠海外之后,迭經數次易主與遷移,有些恐怕已因種種原因徹底毀失而無跡可尋了。如此這般,完全追求確切數據,逐一追索流失文物,并非易事,一時也難以成事。

正因為如此,如今紀念“圓明園罹劫”的意義,除了銘記國恥與反對侵略之外,更應有知恥后勇、振興中華之意。只有這樣,方可避免重蹈保守落后之覆轍,方可避免重演“圓明園罹劫”這樣的“國難”,方可使每一件歷經艱辛、重歸祖國的圓明園流散文物,重煥民族復興之信念。

英國曾設圓明園文物專賣店

清光緒帝的英文教師張德彝曾任駐英、意、比等國公使。早在1866年,年僅20歲的張氏以同文館優秀畢業生、清政府首次赴歐旅游團成員身份出國游歷,歸國后寫成日記體游記《航海述奇》一書。

據書中記述,當年四月初四,張氏在英國游歷,偶然間發現一處專門售賣圓明園流散文物的古董店。貨架“上下羅列者,皆圓明園失去之物,置此賃賣”,可供顧客挑選的中國古董品類,也是應有盡有,“見有龍袍、貂褂、朝珠、太后朝珠、珠翠、玉石、古玩、諸般畫軸、神像、金雞。其中天馬、銀鼠等衣,皆御用之物,睹之不勝恨恨,乃辭出”。

僅就筆者所見,張氏這一則記述,應為國人于海外親睹圓明園流散文物的最早記述。當時已是圓明園罹劫六年之后,海外仍有這樣的“專賣店”存在,一方面可見英法聯軍當年劫掠數量與品類之豐,另一方面也可見海外售賣“戰利品”并無任何限制,是官方默認的、合法化的經營常態。

繼張氏首先在海外發現圓明園流散文物“專賣店”之后,清末外交官薛福成在其《出使英法意比四國日記》中,又出現了一則關于圓明園流散文物的海外見聞。這一次,乃是在法國巴黎東方博物院中,發現了圓明園舊藏玉印。

據薛氏日記所載,1890年,其在法國巴黎東方博物院的“中國展室”中發現“圓明園玉印二方。一曰‘保合太和’,青玉方印,稍大。一曰‘圓明園印’,白玉方印,稍小”。薛氏的記述雖較張氏見聞晚了20余年,但確切說明了文物形制及基本特征,自然又更增一層史料價值了。

到了1903年,著名學者梁啟超又在美國波士頓博物院發現了大量中國文物,其中“中國宮內器物最多”。梁氏認為,這些器物半數為圓明園舊藏珍品,另一半則為美國參加八國聯軍侵華時,于1900年從北京皇宮中劫掠的。

在這些已為美國館藏珍品的圓明園流散文物中,一塊清咸豐帝曾使用過的懷表,特別引起了梁氏的關注。為之記述稱,“其雕鏤之精巧,殆無倫比。表大不過徑寸,其外殼槧兩裸體美人倚肩于瀑布之上,兩鳥浴于瀑布之下。表機動則瀑布飛沫,誠奇工也。”此外,還有“雕玉物品、雕金物品、古近瓷器幾數百事,并庋一龕,不遑枚舉。”這些見聞,都被梁氏寫入了《新大陸游記》一書。

時至1905年夏,因“戊戌變法”失敗而流亡海外的康有為從德國轉赴法國游歷之際,又在兩處博物院中親睹圓明園流散文物,為之沉痛感慨,發出了著名的“傷心”之嘆。這兩次參觀經歷,康氏寫入《歐洲十一國游記(第二編)》一書。初次參觀經歷之記載,原文摘錄如下: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游法國欹規味博物院。此院一千七百年路易十四所開。來游此乎,則傷心處矣·郜鼎入于魯廟,大呂移于齊臺。中國內府圖器珍物在此無數,而玉璽甚多。則庚子之禍也。嗚呼·觀內府玉印、晶印無數,其屬于臣下者不可勝錄。今摘御璽錄于下:

一、乾隆御筆白玉方璽:高、廣二寸,篆文。二龍爭珠紐,雕刻極精。

二、“保合太和”碧玉璽:方二寸半,龜紐,篆文。

三、“煙火長春”漢玉印:壺蘆樣,長二寸,篆文。

四、“圓明春山”綠白玉璽:方廣寸半,篆文。

在那些觸目傷心的帝國瑰寶之中,康氏對“圓明春山”玉璽印象最為深刻。睹物思園,令其追憶起清末(約1895年前后)游圓明園遺址時的情景。當時,園中尚余一些較為完整的建筑景觀遺跡,矗立一隅的西洋樓尚未完全毀圮。在康氏眼中,圓明園中的西洋樓,其建筑樣式與體系,簡直可稱是西洋現代建筑的“祖本”。

駐足于圓明園遺物之中,注目于“圓明春山”玉璽之前,康氏百感交集,在游記中又特為此物加以注釋說明稱:

“圓明園毀于庚辛之役,是役法國與焉。此璽或庚申流落。嗟呼,京邑兩失,淋鈴再聽,而不之戒,豈非安其危而利其災耶!茍不若此,國安得亡。睹璽凄然。”

繼參觀欹規味博物院不久,康有為又赴乾那花利博物院參觀。據其記述可知,該院于1879年開放,內藏來自中國的無數奇珍異寶,多為做工精細之選。其中宏大奇絕之物,如一整塊碧晶,大為五六寸;又如一白玉大瓶,高為一尺多;再如一白玉山,高也約一尺多,其所刻峰巒樓閣以及人物極為精美。有十一個玉瓶,大小不一,但都十分華麗美妙。還有玉刻綺春園論十簡,玉簡的面、底部皆刻有龍,精美之至。其余五色玉盤、玉池、玉屏、玉磬、玉羅漢、玉香椽等,也都屬精絕珍罕之物。所有這些館藏品,康覺得,皆是中國累世之精華瑰寶,其中也不乏圓明園流散文物。

“洋書”大量披露圓明園流散文物

概觀從1866年至1905年間關于圓明園流散文物的記述,張德彝、薛福成、梁啟超、康有為等人的記述最具代表性,也最具可信度。因諸人曾經所具備的非同尋常的社會地位與資歷,有案可查、確鑿無誤的親歷親聞之事實,使其記述具有可以等同于史料的價值。與此同時,又因其文筆生動鮮明,且均曾作為著述公開出版,有相當的流傳度與影響力。

不過,這些記述也是走馬觀花、浮光掠影。畢竟,這些文物已然從“戰利品”化身為“收藏品”,散落在英、法、美等西方各國公私收藏機構之中了。僅就學術研究價值而言,這些記述合在一起,亦抵不過一部“洋書”——1904年在英國倫敦初版的、卜士禮所著《中國美術》(Chinese Art)。這亦是令人無可奈何,只能徒嘆奈何之事。

卜士禮所著《中國美術》后來被翻譯成了中文(戴岳譯,蔡元培校),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于1923年6月初版。正是這部書,率先透露了部分圓明園流散文物的去向,更輔之以大量圖版,向中國讀者展示了這部分文物的真容。

不過,僅僅從書名著眼,此書很容易被歸于當年大量舶來的西方學者所著中國藝術研究類著述之列。至于其內容品質是否出眾,專業水準是否高超,國內一般讀者乃至非藝術類專業讀者,一時都很難予以品評,以至于很容易忽略此書。加之此書售價不菲,定價大洋兩圓,國內一般讀者也難以購置研讀。

翻檢此書,不難發現,書中圖版極其豐富,從單頁銅版圖至文中插圖,合計達235幅。除卻卷上雕刻、建筑部分的配圖為尚在中國境內的不可移動文物之外,卷上其余所涉玉器、漆器部分內容的數十幅插圖,以及卷下陶瓷、玻璃(琉璃)、琺瑯、首飾、織物、繪畫部分內容的135幅配圖中的中國藝術品,皆為英國各大博物院、公私收藏機構的藏品。略微翻至書末附錄的圖注,便能發現,書中不但確有來自圓明園的流散文物,而且品類與數量還頗具規模。僅琺瑯器與首飾類器物已有如下五種:

第九十圖,外鑲琺瑯香爐,上有蓋,刻釋家圖像,圓明園中物;高十一寸,徑十三寸。

第九十一圖,外鑲琺瑯象,背負花瓶,得之于圓明園中;高十四寸,長十六寸五分。

第九十二圖,外鑲琺瑯冰函,蓋鏤花紋;怪獅立其上,二像跪承之;乾隆時制;高二尺四寸五分,長三尺七寸二分五,得之于圓明園。

第九十七圖,有蓋圓盒,槌成花紋,填藍黑色琺瑯,外鍍金,內填翡翠色琺瑯;高五寸二分五厘,徑十五寸二分五厘,得之于圓明園中。

第一百零九圖,得于圓明園中之鳳冠,以鍍金銀絲結成花釵,像蝙蝠之形;飾以翠羽及珠旒;高六寸八分七厘五,闊十寸三分七厘五。

流失文物上存留火斑

卜士禮所著《中國美術》對圓明園流失文物的描述,往往還透露出不少重大歷史信息及線索。譬如,卷上第三篇“雕金”部分,就提到了一只從圓明園中劫掠而來的明代香爐,其特別之處在于爐身之上竟留下了1860年焚毀圓明園時的火斑。原文記述如下:

“近世銅香爐,亦多有模仿古器者。如圖五十四所示之爐,1860年得之于北京圓明園中。緣邊及四腳宛似竹制,腹蓋間雕卷云螭龍,頂紐亦然。兩耳似螭龍,四足三爪。腰裊娜如蜥蜴,尾部縱裂,如圖55所示。底塑六字,文曰‘大明萬歷年制’。萬歷間以善造銅器著名,故多有偽造此時款識以欺世賈利者。惟此爐為皇宮中物,且因1860年圓明園被焚,其上有為人所難偽造之火燒斑點,故確為萬歷時物無疑。”

又如,卷上第五篇“雕漆”部分提到一對清代乾隆御制龍紋雕漆大瓶,也是自圓明園劫掠而來的北京雕漆的頂級作品。書中這樣寫道:

“千八百六十年,英法聯軍破北京,劫圓明園,掠取其中之漆器寶物,故至今英國博物院中,陳列北京雕漆獨多。內有二大瓶,高三尺,相傳乾隆時作。乾隆時者,清代工藝最盛之時也。其瓶之一,示于八十六圖。周身卷云中雕五爪龍。珠嵌其間,赫弈有光。龍五爪而數為九。九者,老陽之數也,惟人君乃能用之。瓶之某部雕葉狀花邊,口部以鍍金銀圈固之,緣邊則刻卐字紋。”

再如,卷上第六篇“琢玉”部分提到一件多種寶石制成的朝珠與另一件碧玉龍紋蟠壽瓶,皆自圓明園劫掠而來。書中如此記述:

“示于圖九十二者,為朝珠。1860年,得之于圓明園。其數一百零八,多以琥珀制成。惟其中有三大者,則以綠燈柱玉制之,配分三處。又有三十粒小者,以鋼玉制之,分串三繩。三繩下各附小墜,亦鋼玉制成。中央懸一玉牌,四周嵌銀,內填翡翠。”

“第九十六圖之瓶,亦圓明園中物。全身由碧玉制成,上有蓋,蓋頂鏤五龍。四角外出,兩耳作龍形,有環套其中。足為圓形。腹面雕淺突卐字花帶。內刻壽字六,每壽字左右,皆以龍翼之,所謂雙龍蟠壽也。”

諸此種種內容,讀者一掠而過,亦可得之一二。此外,關涉圓明園流散文物,原著作者無意或有意遺漏文物出處及說明者,更兼中譯有所誤漏之處,恐怕還有不少。僅此簡單記述,已令初讀者動容感憤——竟有如此之巨量、如此之寶貴的圓明園文物被劫掠而去,何以竟有如此毫無掩飾之意的原著作者,將此令中國讀者痛心疾首之物頻頻納入專著,還要以此為典型來解說所謂“中國美術”?

更有甚者,原著作者甚至在書中斷言,“中國琺瑯物品之陳列英國博物院中者,多而且善。其重要者,都于1860年時自圓明園掠來”。查是書卷下第九篇“琺瑯質”部分之配圖,計有19件中國琺瑯器單獨攝圖。據此斷言,幾乎可以判定,這19件中國琺瑯器極可能全部自圓明園劫掠而來。

那么,問題接踵而來:這原著作者究系何方神圣,竟有如此斷言之魄力?如此這般,就有必要約略了解一下原著作者與原著初版的相關情況了。

此書中譯本初版之時,原著作者扉頁署名為“波西爾”,圖書預售廣告上又稱其為“白謝爾”,全書最末的版權頁上則署有英文原名S.W.Bushell。據考,此書作者英文全名為StephenWoottonBushell,曾于1868年至1900年居于北京,出任英國駐京大使的醫生。因其精于古董鑒賞,又長期駐華公干,曾受大英博物館及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以下簡稱為VA博物館)的委托,在北京搜尋中國文物。

事實上,此人還有另一個在所謂“古玩行”與“漢學界”通行的中文名“卜士禮”。在當時海外古玩與漢學兩界,卜氏最為精通的乃是對中國瓷器的收藏與鑒賞,曾編譯中國明代項元汴所撰《歷代名瓷圖譜》。

1904年,卜氏即應英國VA博物館之請,編制出版了《中國美術》(Chinese Art)一書。此書初版本的封面下端,明確印有“VA博物館藝術手冊(導覽)”。縱觀書中所收中國藝術品照片之插圖,大多攝自VA博物館藏品,可知《中國美術》初版時,可能為VA博物館贊助之物。

被劫文物如何成為“合法”藏品?

誠然,《中國美術》一書所透露的圓明園流散文物信息,充其量只不過是“冰山一角”而已,可對于上個世紀20年代的中國讀者群體而言,是極其難得,也是彌足珍貴的。通過對此書撰著旨趣與圓明園文物流散的歷程相聯系,還可從中體味到,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之后,對這一場侵略戰爭所謂的“戰利品”所持不同立場。

生于老牌殖民帝國、慣于遠征侵略劫掠的英軍,劫掠圓明園之后,迅即將這些“戰利品”中的一批精品挑選出來,捐獻給他們所效忠的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這樣專門選送給帝國女王的一批精品,有的直接被納入皇家收藏,有的被劃撥給了大型公立博物館,如大英博物館與VA博物館。沒有被選中捐獻的那一部分,則主要是通過拍賣來實現流轉,這時的“戰利品”又被轉化為拍賣品,最終成為前來競買的公私藏家的收藏品。

據考,僅僅是1862年,英國倫敦的菲利普與佳士得兩家拍賣公司,就舉行了八場圓明園文物專場拍賣,非專場拍賣會更達數十場之多。此后,歸置于各大公私博物館的圓明園流散文物,統統轉化為看似“合法”的收藏品,繼而陸續為英國乃至西方學者、收藏家、鑒賞家所關注,又進一步將其納入所謂“藝術品”范疇加以研究。就這樣,被英軍劫掠的圓明園文物,大致在短短十年間(1861-1870),悄然歷經了“戰利品”→拍賣品→收藏品→“藝術品”的身份蛻變之旅。

相較于慣于遠征侵略劫掠的英軍,同樣“凱旋”歸國的法軍,在國內受到的“待遇”則與之頗有差異。一方面,法國國內報刊媒體大多樂于公開披露這批得自圓明園的“戰利品”,相關信息比比皆是,這批“戰利品”及這場侵略戰爭的“內幕”更是時時浮現。另一方面,有相當一部分法國民眾對法軍的劫掠感到羞恥與憤怒,因之予以指斥。其中,最著名的批評更是來自法國著名作家、一代文豪維克多·雨果,稱圓明園為“中國的凡爾賽宮+羅浮宮+法國國家圖書館”,為無與倫比的人類文明之寶貴財富,而劫掠者法軍司令蒙托邦將軍的行徑,是毀滅人類文明的暴行,是使法國蒙羞的丑行。

對于劫掠圓明園而來的這批“戰利品”,法國國內社會輿論出現分歧與對峙,隨之而來的社會影響也一分為二。一方面,報刊媒體繼續深入報道各方信息,留下數量頗豐,內容頗具研究價值的歷史文獻;另一方面,陸續歸國的法軍軍官與士兵,紛紛將“戰利品”付諸拍賣兌現,不愿意再保有這些頗惹非議的“紀念品”,因之又出現了為數不少的拍賣會及拍賣目錄。這些當年的法國報刊與拍賣目錄,皆為今日探研圓明園流散文物的重要參考資料。

譬如,在法國杜伊勒里宮展出圓明園被劫文物的場景,當時即被制作成線條清晰、便于印刷的鋼版畫,大張旗鼓地刊印于法國巴黎《畫刊》之上。金編鐘、金塔、金銅龍、景泰藍香爐、玉如意、花插與燭臺等等,乃至于各式中國兵器簇擁著的乾隆皇帝御用鎧甲(甲衣中添繪容貌頗似西方人之皇帝像),皆逐一列置于刊物版面之上,仿佛從中國皇家瑰寶直至中國皇帝本身,皆被法軍席卷而歸了。這些圓明園中的瑰寶,此刻是作為“戰利品”,通過法國人印制的報刊,來向整個世界展示與宣揚的。

這些“戰利品”,如今有案可查者,大多數成了法國楓丹白露宮“中國館”的恒久陳設品與收藏品。自1863年首次裝置陳設之后,一直展出至1975年。1984年開始修繕,至1991年完工后重新開放至今。而當年《畫刊》上居于版面中央的乾隆皇帝御用鎧甲、御用佩刀等兵器(實物圖像曾出現于郎世寧所繪的《乾隆大閱圖》之中),則被移至法國軍事博物館。

除此之外,通過搜尋法國巴黎德魯歐拍賣行的拍賣目錄,更可以看到如今珍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的那一部著名的《圓明園四十景》的流轉歷程。據統計,法軍自圓明園劫掠而來的“戰利品”,在1862年至1870年間,通過德魯歐拍賣行,前后共舉辦了115次拍賣會。如果不是普法戰爭爆發,這樣的拍賣會恐怕還會持續數年。

在這115次拍賣會中,1862年2月26日至3月1日的持續四天的“杜潘特賣”,最為引人注目。正是在此次拍賣會上,法軍“戰利品”中最具象征意義的《圓明園四十景》被送上了拍場。這是一組由四十幅對開絹畫組成的,右圖左詩,繪述圓明園最具代表性的四十處風景的藝術作品。拍賣目錄中,毫不掩飾地向競買者指出這一拍品的獨特價值,稱“這是惟一一部為我們留下圓明園被毀前景象的作品”。

或許是因為《圓明園四十景》這樣的“戰利品”,本身也象征著法軍參與劫掠與焚毀圓明園的暴行;或許就是因為拍賣目錄上毫不掩飾的宣傳之語,法國社會各界對此又產生爭議與批評。為平息社會輿論,劫歸此物并將之付諸拍賣的杜潘上校,還因之受到了軍方的“停職”處分。

概而觀之,被法軍劫掠的圓明園文物,雖然與英軍歸國后的情形有一些差異,但大致還是在近十年(1862-1870)的時間區間之內,仍然歷經了“戰利品”→拍賣品→收藏品→“藝術品”的身份蛻變之旅。只不過,較之英國人而言,法國人對這批“戰利品”進行拍賣流轉的速度與頻度,要更快更多一些;而當這批“戰利品”已然轉化為收藏品之后,將其納入學術研究領域,使其再化身為“藝術品”的速度與頻度,似乎要緩慢一些罷了。

  • 編輯:張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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